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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老中医之路-一代名医一一施今墨

[日期:2019-05-09] 来源:  作者: [字体: ]
       祝谌予
       【施今墨小传】施今墨(188l~1969),浙江萧山人,原名毓黔,字奖生。十三岁从其舅父李可亭先生学医。成年追随黄兴先生,参与辛亥革命。民国初专业医,素主中西医结合,取长补短,毕生致力于中医之革新.解放后曾受毛主席接见,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并任三、四、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。曾任儿童医院、首都医院、北京医院顾问。
       先生十三岁即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先生学医,后来进入京师法政学堂,接受革命理论。先生见到清廷之腐败无能,认识到欲使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,非青年有志之士奋力革命不可,于是追随黄兴先生奔走革命。
       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,在南京成立了国民革命临时政府,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,黄兴先生协助之。但多数官员仍似昔日之争权夺利,不顾人民疾苦。先生深感夙志未酬,慨然叹曰: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。遂脱离宦海,专以医为业。
       先生一生志抱革新,业医亦趋革新。先生认为西医有许多科学仪器辅助诊断,辨病明确,但治疗方法不如中医之多。故于五十多年前即采用西医诊断手段,中医辨证治疗,疗效显著,声名大噪。许多疑难病患者,经先生精心治疗,多获显效。先生尝谓:治疑难大症,必须集中优势兵力,一鼓作气,始能奏效。因循应付,非医德也。
       先生善用《金匮》、《伤寒》之经方。每每合剂使用,加之先生所创对药(药物配伍),难免方剂稍大,药味众多,常被当时医生所讥。其实,先生用药组方,极有法度,绝非堆砌药物,胸中无数。先生尝曰:临证如临阵,用药如用兵。必须明辨症侯,详慎组方,灵活用药。不知医理,即难辨证,辨证不明,无从立法,遂致堆砌药物,杂乱无章。
       有时先生亦常用单味药或单方出奇制胜。如治内蒙古某妇患热痹,关节红肿疼痛,发高热,日夜号叫。当时众医均以风、寒、湿痹治之,而先生诊之曰:此热痹也。处方一味紫雪丹3克顿服,日二次。服后痛减,即不号叫,但药力过后,疼痛再发,热亦未退,先生加量紫雪,每次6克,日二次。旋即高热渐退,疼痛大减,已能安卧。但某医认为紫雪不宜多服,病家遂即停用。然药停后,热再发,痛又大作。患者家属再次求诊于先生,先生曰;药力不够耳。遂嘱用紫雪丹6克顿服,日三次。前后共用紫雪丹60克,病遂痊愈。可见先生并非仅善用大方,而亦善用单方、小方,关键在于辨证准确,又善用药,故效如桴鼓。
       先生治病,重视审证求因。如某青年患腰椎增生,腰痛如折,行动困难,屡经中西医治疗未效。后求诊于先生,经四诊观察,断为肾虚所致。嘱其每日服枸杞子30克,一个月后,腰痛大减,行动自如。嘱其再服一个月,巩固疗效。此人今已五十余岁,腰痛迄未再发,每每言及,盛赞先生之高明。
       又治民国初年某议员上呕血,下便血,病情险恶,当时群医束手,后延先生诊治。先生观前医诸方均以止血为主,并无少效。先生沉思者再;中医理论,上病取其下,下病取其上。呕血宜降,便血宜升,而今上下俱病,升降均不相宜,当如何处置?先生认为,上下俱病当取其中,补中之药以吉林野山参为最佳。嘱其家人,急购老山参60克,微火嫩煮,频频饮服,不拘次数。经一昼夜,呕血便血均止,人亦清醒,患者伏枕频频致谢。可见先生辨证精确,独具巧思,谙熟药性,用当通神。
       先生医德极好,虽名扬海内外,但接人待事,谦恭诚恳,从不诽贬同道。专视他人之长,常忖个人之短。如对某病自己经验较少,即推荐病人至有专长的医生处诊治;甚至对学生的治疗经验,也常常接受使用。
       先生虚怀若谷。如在解放前曾于重庆乘滑杆,见轿工口含一物,爬山越岭,并不气促,询之,知为蚧蚧尾。后用于治肾虚之喘,屡屡奏效。
       先生在学术上有其独到的见解,毕生致力于临床实践,认为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,没有临床实践只是空谈理论并非良医。对古人之论述,必须付诸实践才能深有体会。从实践中又敢于突破旧框框,方能推陈出新。诸如《内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本草》、《温病》以及历代名家著述,虽称圭臬,亦须从临床实践中深入体会。先生尝谓:绝不能拼凑症状以命证,亦不可拘执成方以治病。
       先生认为气血为人身体物质基础,实属重要。因此提出:阴阳应为总纲,表、里、虚、实、寒、热,气、血为辨证八纲。这是先生对于中医基础理论八纲辨证的新发展。
       又如治外感发热性病,先生认为:凡内有蕴热,方易招致外邪:若无内在因素,仅有外因则多不能伤人。表证不可只知发汗,切应注意清里。既应解表亦应清理,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,故创立七解三清(即解表药与清里药之比例为七比三,下同)、三解七清、五解五清等法,用之得当,效如桴鼓。先生擅长治脾胃病,曾拟治脾胃病十法,即温、清、补、消、通、泻、涩、降,和、生。其意为:寒宜温,热宜清,虚宜补,实宜消,痛宜通,腑实宜泻,肠滑宜涩,呕逆宜降,嘈杂宜和,津枯宜生(具体用法详见《施今墨临床经验集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)。
       先生一生革新不息。如认为中药汤剂服用不便,并且浪费甚多,曾设置制药厂,提炼药物,用量小,服用方便。虽因用人不当,半途而废,但革新精神,可见一斑。又如三十年代尚无中医医院之设,先生创立中医医院,使用西医诊断仪器,采用中医辨证治疗。当时规模虽小,但此创新精神,实为可佩。
       先生在办学方面亦主革新,不存中西医门户之见。大力提倡中西医学互相取长补短。一九三二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,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,兼设西医基础课程,如解剖,生理等。到解放前为止,培养出五百多名中医,现多已成为骨干力量。先生此举,可谓创中西医结合之先河。
       先生为中医事业,鞠躬尽瘁。国民党统治时期,曾有废止中医之举。先生奔走南北,联合同道,在南京组织请愿,在报纸上大声疾呼,引起人民之响应,迫使国民政府撤销废止中医一案。
       解放后,先生亦多次上书,维护中医事业,虽屡遭某些人责难,甚至讥笑诽谤,而先生坚持拥护党的政策,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,不遗余力。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京逝世。临终嘱其儿女、门婿等,必须将医案整理出书。他说:余虽身死,但我的医术留给后人,仍为人民服务。并嘱将遗体解剖,为医学研究做出最终贡献。
       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为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日,其子女,门婿及学生们在京举行纪念会,交流施氏学术经验,并将先生解放后所诊之有效病例,积累成册,定名《施今墨临床经验集》,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,以资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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